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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襄制造小龙团茶辨正

发布时间:2017-10-03   来源:和茶网   点击:19013

庆历七年(1047年)春夏之交,蔡襄从福州郡首任上改为福建路转运使。福建是茶叶之乡,蔡襄很早就对茶叶产生兴趣,并留心茶叶生产,促进社会经济发展。同时,蔡襄还精于园艺,善于制茶、品茶。漕闽期间,他特地到建宁府建安县(今建瓯县)考察建于唐代的北苑茶园,察看前任丁谓监制贡茶——龙凤团茶的情况。他认为北苑御园自然条件好,又有较长的制茶历史,而“昔陆羽《茶经》不第建安之品,丁谓《茶团》独论采造之本,至于烹试,曾未有闻”。这说明,陆羽未及建安,就是丁谓,只作采摘制作上的改进,而对茶叶的品质和色泽未涉及。因此蔡襄决定在形、质上下功夫,提高北苑御茶的档次,推动福建茶叶发展。

  蔡襄监制茶事十分认真。他通过细心观察,发现刚长出几天的茶芽,生机勃勃,能力旺盛。这样的叶片虽小,但叶内所含的生长素特别丰富。于是,他“清晨挂朝衣,盥乎署新茗”。亲自采摘,选取茶树上顶尖嫩叶,采摘下放入水中浸后剥去包叶,用中间如针细的叶心做原料,经过一系列的加工烘焙,证实用茶叶精制的成品茶,比原来掺茶叶的茶质好得多。接下在外型上进行改装,把大团茶改为小团茶,即用茶模压制成有龙凤花纹的薄饼,饰以金箔,再涂上一层蜂蜡制成小龙团茶,质量营养丰富,外形精巧玲珑,“旨仍岁贡之”。(熊藩《北苑贡茶》)。

  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对蔡襄制作小龙团茶的精贵作为详细的记述:“茶之品,莫贵于龙凤,谓之龙凤,凡八饼重一斤,始作小片龙茶之进,其品纯精,谓之小团,凡二十饼重一斤,其价值金二两,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,每因南郊致斋,中书、枢密院各赐一饼,四人分之,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,盖其贵重如此。”蔡襄制茶工艺的创新,提高了北苑贡茶的知名度,尔后,又撰写科技专著《茶录》,这些对推动福建茶业的发展,有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  蔡襄监制小龙团茶,虽然得到那么高的评价,可是就在蔡襄漕闽后25年,大文豪苏东坡在一首被称为“史诗”的《荔枝叹》中,讽喻蔡襄进贡小龙团茶是“买宠”,该诗托物寄情,借古讽今,采用批判历史与揭露现实相结合的手法,先极力赞赏初尝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、龙眼的愉悦心情,接着浮想联翩,想到汉唐时代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的灾难,揭露由于皇家穷奢极欲,官吏媚上取宠,各地名产都将要进贡的弊政,喊出“我愿天公怜赤子,莫生尤物为疮 ”。突然笔锋一转,对宋代的进茶、进花也进行一番讽刺:“君不见,武夷溪边粟粒芽,前丁后蔡相宠加,争新买宠各出意,今年斗品充官茶,吾君所乏岂此物,致养口体何陋耶,洛阳相君忠孝家,可怜亦进姚黄花。”这首著名的七言古诗,给苏东坡带来了荣誉,而给蔡襄戴上一顶“买宠”的帽子。同时,苏东坡还特地把欧阳修拉上,站在自己的观点上。他在《荔枝叹》中加上作者自注:“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,而成于蔡君谟。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,叹曰:‘君谟,士人也,何至作此事’?”不管欧阳修是否这样讲,但他这一招,却把蔡襄搞苦了,为此引起历代人的异议。

  平心而论,从蔡襄的为人、品德及人格上评判,这是不公允的。蔡襄立节高、心地正,进小龙团茶,乃依惯例行事,斥他为“买宠”,未免失之求全太过。诚如黄国华在《关于蔡襄贡茶的“争新买宠”之辩》一文中说:“‘忠君’、‘媚上’、‘买宠’,这些有本质上的区别……,生在封建社会浓厚忠君思想的时代,不管苏东坡也好,蔡襄也好。他们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人的庸人气味,全没有也是说不过,全有的是过份的,这是历史时代条件的局限性。苏东坡、蔡襄他们有时保持着平民性,能为民办实事,则在另一方面保持忠君的传统思想,又庸俗又有实俗。这才是苏东坡蔡襄之所以为苏东坡蔡襄。这就是辩证法,为之苏东坡如此荷刻要求蔡襄未免有失偏颇。”

  从忠君惠民的角度说,上述分析是正确的。

  一、从制作小龙团贡茶实质看,也不是像苏轼所说的“买宠”,而是对茶叶生产的创新、发展。这是因为:贡茶早在周代就有了,而不是始于宋的“前丁后蔡”。周武王讨纣后,以其宗姬封于巴,就有贡茶的记录。到唐代,有关贡茶的记载更多。《旧唐书》载,时所供新茶,选于立春以后所造的。南唐时,“逸人王休居太的山下,日与僧道异人往还,每至冬时,即溪冰敲其精壶者建茗,共宾客饮之”。(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)建茗即建茶,唐开元盛世时,建茶已作为贡品进入京师,成为馈赠佳品。这些都说明,贡茶是早已有的事。向朝廷贡奉乡土特产,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亘有之事。事实上,自古王宫皇室里的衣食住行所用之物,有哪样不是来自朝贡、官派或用贡银、税钱置办的呢?到宋代,贡茶沿袭旧制,所不同的是,贡茶来源发生了变化。宋太宗赵炅曾诏建州,岁贡龙凤茶。此时福建所产茶叶,数量上虽不及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一,但质量上却是数一数二的。产于建州、南剑州的茶质特佳,制造也精良,因此成为常例的贡品。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,建州、南剑州均隶属于福建路,因此蔡襄依照常例,督办贡茶,无可指责。不论从“忠君”角度上说,或是从“忠于吏职”责任上,都合乎当时忠君守道的“理”。“况乎公之为人为文,凡百森整,岂有供御品式不致精凿,以溷尚方,屈建荐芰必违”。(何乔远《蔡襄惠公》序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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